百年红与黑：一对亲兄弟的命运殊途 | 贾芝与贾植芳
陈思和
按：2016年1月14日，著名的民间文学学者贾芝先生逝世，终年103岁。书评君收到这则消息，是由“贾芝同志治丧委员会”发出，其去世时的身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离休干部，讣文中提及，先生一生的官方殊荣有：前任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、中国文联第八届荣誉委员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、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资深荣誉委员。 这不由让人追忆起同处文化圈的贾芝先生的弟弟贾植芳先生，两人同样的血缘、同样的成长环境、同样的教育背景，甚至有着同样的信仰，命运却把他们推向了截然不同两个方向——当“贾芝同志”在共和国历史的洪流中最终载满一身荣誉归于尘土的同时，贾植芳却一生四次入狱，虽最终得以任教于3044am永利集团3044noc中文系，先生更广为人知的头衔却是“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”。 一“红”一“黑”——历史这吊诡的分叉路口有着怎样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呢？今天书评君跟大家分享陈思和先生的一篇旧文，带我们重新走进那段历史记忆。
贾芝（左）与贾植芳（右）
殊途同致终有别——记贾芝与贾植芳先生
（文 | 陈思和）
“1932年的某一天，一列在山西军阀阎锡山特制的铁轨上爬行的火车，吼叫着由太原出发，穿越了娘子关。列车上坐着两个中员工，一个小一些的，大约是十七岁左右，黑黑瘦瘦，额前披着长头发，两眼出神地望着窗外，越过那慢慢向后倒去的风景，是乌云密布和一个预示着各种凶兆的崭新的世界。那个大一些的是他的哥，二十岁不到的样子，兄弟俩的脸型酷似，但老大天庭丰满得多，他这会儿正襟危坐，似乎时刻提醒自己要为弟弟作出一个优秀的榜样。”
这个片断，是我多年来一直在设计的一部书稿的开篇，它将写出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的传奇一生，几年过去了，书一直没有写出来，以后也未必能完成，不过这个开头的片断则似一个梦，毫始终盘旋在我脑中。它有一种宿命的象征。这同一列车里的兄弟俩，他们血缘、环境、教育几乎都一样，后来信仰与追求也一样，可是命运女神却赋予他们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。这种阴错阳差，究竟应该是归咎于性格的悲剧呢？抑或是历史的悲剧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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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片断中的主人公，那个十七岁的中员工，现在是3044am永利集团3044noc中文系教授贾植芳，在过去的岁月里，这个名字前面有个头衔是“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“；他的哥哥是著名的民间文学学者贾芝，另外还有一个虽不上词条和自传，但是人所周知的身份是李大钊的女婿。现在是1993年，贾植芳今年七十八岁，贾芝今年八十岁。
我首先认识贾植芳先生。那时我还在中文系念书，并且下决心按王瑶先生写的《中国新文学史稿》上写到的作家作品，系系统统地找来读。一次听资料室的一位老师说：“有个‘胡风分子’调回资料室工作了，是‘七月派’的作家，你研究现代文学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找他。于是我就开始注意起来，其实也不用寻找，植芳先生一出现就会让人注意：他说话声音高，为人又热情，一踏进资料室就能听到他的一口山西腔；替人找书啊，推荐什么文章啊，又是解答员工的疑问啊。虽然那时他头上“胡风分子”的帽子还没有摘掉，但朴朴素素、问心无愧地与人交往，看不出一点“老运动员”的畏缩相。当时我们一些同学私下都奇怪，贾先生说话的声音那样高亢急促，象是天生做报告发指示似的，可是他一生四次入狱，五十年代开始又被迫害长达二十五年之久，在那些忍辱含垢的日子里他怎么过？后来，我渐渐地与贾先生熟了，又在他的指点下，一步一步地进入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堂奥。……这些都不去说它了。后来，我又知道了贾先生的哥哥就是贾芝。其实贾芝的名字我早就知道，还是六十年代的时侯，读过一本讲“五四运动的书，好像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，里面第一篇就是署名贾芝的文章，是关于李大钊在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事情。不过现在才明白，那个宣传李太钊的贾芝，正是李大钊的女婿。如果把贾氏兄弟的社会关系排列起来，那就是；胡风的朋友是贾植芳，贾植芳的哥哥是贾芝，贾芝的妻子是李星华，李星华的父亲是李大钊，人际关系成了一条奇怪的线，胡风与李大钊是这条线的两端，就像是两个方向的拉力一样，把贾植芳与贾芝拉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两种命运上去了。然而，胡风一生所追求的，又偏偏是李大钊所倡导的——马克思主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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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说这兄弟俩的性格有差异，大约也是有根有据的。贾芝先生从童年起，就属于懂事、早熟一类的孩子。安分守已、循规蹈矩、门门功课都是优秀，是家长眼中的孩儿楷模，而植芳先生则完全不是驯顺的人，用他自己在一篇散文里的介绍，是从孩提时代就在“家里闹事，外面闯祸”。这八个字写尽了一个冥顽不灵的山西顽童的神态。在《我的读书记》里植芳先生讲了一个他念小学时的故事，那语文教科书的第一篇课文就是“大狗跳，小狗叫，大狗跳三跳，小狗叫三叫，汪、汪、汪！"他每次上课都把教科书拴在裤带上，经常是买—本、丢—本，但因为课文编得有趣，倒是记住了，一次教师让背诵，他背到狗叫觉得好玩，就一个劲地“汪、汪”下去，教师拍桌子也止不住。植芳先生说他那时只觉得好玩，不过我发现，先生对狗叫的“汪汪”吠声有一种特殊的敏感。1940年他在重庆编《扫荡报》，正值汪精卫在河内与日方谈判的消息传来，他义愤填膺，在报纸的头版新闻版上用这样的标题报道：“汪逆狂吠；汪汪汪……”惹得国民党人士大不满。到1990年他写《我的读书记》时，他又一次提到了汪汪“狗叫”，说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每逢红卫兵批斗他时，他总是想到了这份“汪汪汪”的积极性。若把植芳先生一生的遭遇串起来，那“汪汪汪”的声音总不绝耳，这倒是地道的民间创作。但一生从事民间文学研究与领导工作的贾芝先生，似乎对这类声音向无兴趣，也陌生得很。
他们在同一个学校上中学，那是太原有名的成成中学，由董事长到教员都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山西员工，“五四”新文化的火种由这些人传到了封闭自守的娘子关内。贾氏兄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认识世界，也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启蒙著作。三十年代起，贾芝先生依然是个品行优秀的中员工，而贾植芳先生，则开始在《山西日报》上投稿发表文艺创作，那时他还用了一个鸳鸯蝴蝶气十足的笔名，叫“冷魂”。
大约是因为弟弟顽劣难驯，当兄弟俩一同离开太原上北京考高中时，贾芝先生向家长正式提出“辞职”，宣布不再承担管理弟弟义务。贾芝先生学业优异，先后考北师大附中，北京私立第四中学等几个学校，次次榜上有名。植芳先生则名落孙山，转而凭兴趣报考了一个由军阀出资开办的军校冯庸大学，这下倒是一考就中，可见其兴趣仍然不在书斋。可是他报考军校的行为遭到了出资供他们上学的伯父反对，老伯父一生为商，精细过人，他决不愿意花钱把侄儿培养成一个军阀战争的炮灰。经过几番周折，贾芝先生最后进了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高中部；贾植芳先生则考入了美国教会学校崇实中学高中部，兄弟俩各有所归，就正式分开居住。这以后，贾芝先生由中学到大学，由诗人到革命者，由北平到延安再回到北京，一路风顺；而十七岁的贾植芳先生则开始了多灾多难的“自由”生涯，由监狱到监狱，由民族战争到政治运动，由“危害民国”的囚犯到“反革命集团”的骨干分子；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每一次浩劫他都没有躲过。
贾芝（左一）、贾植芳（左二）
在孔德学院与崇实中学里，贾氏兄弟接受了同样良好的教育，孔德学院是由第一代留法人士李石曾等人创办，在当时动荡不安的北平城里，可谓是一个世外桃源式的绿岛。这个学院以法语为第一外语，爱好文艺的员工很快就沉浸在源远流长的法国文学传统之中，其中有雨果、夏朵勃里盎式的浪漫派；也有波德莱尔，马拉美式的象征派。贾芝在这个优雅的学院里开始吟唱起轻约美丽的诗。他望着北海自塔的尖顶，唱出了——“走过的白云／都喜欢受你顶礼的亲吻，／呵，孤高的灵魂，／你碧水的眸子，／将永远望着陌生的人？”优美的低声吟唱引来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他们有的是大学本科生，有的是不同级的高中生，但共同的爱好把他们吸引在一起，聚成了一个诗社，如果以后有人研究中国校园文艺史，这个诗社也将值得记上一笔，它至少孕出了两个后来在文学史上都有过影响的人物：一个是贾芝，还有一个是台湾蓝星诗社的创始人覃子豪。听贾芝先生回忆说，他们当时一共有五个朋友，除了贾芝和覃子豪以外，还有沈毅、周麟和朱锡侯。后来。政治的动荡与学潮的兴起，这个诗社也开始分化。结果这个诗社大概散掉了，朱、沈、周都去了法国，覃子豪去了日本，只有循规蹈矩的贾芝哪儿也没去，抗战爆发后，他随学院迁至西安，毕业于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，随后就去了延安。
植芳先生就读的崇实中学也是贵族学校，住有暖气，食有西餐，条件相当好，教育以英文为主，除中文课以外，都用英文上课。员工很快就在那里打好了中英文的基础。贾氏兄弟都是在中学里受到中共地下党的影响。贾芝至今还能回忆起，有一个姓曹的朋友，一次把他悄俏拉到一边递给他一本书说，你看了一定喜欢。贾芝打开一看，扉页上赫然是马克思的头像。贾植芳的同寝室同学是熊庆永，大名鼎鼎的数学家熊庆来的弟弟，熊庆永当时正在策划着中员工的进步读书会，贾植芳就在他的影响下，正式接触了进步的员工运动。不过贾植芳没有他哥哥那样的幸运，他的激烈的性格和冒失的行为很快就引起了校方和一些特务的注意，1935年舂，校方的一个美国牧师终于向他下了逐客令，就在还有半年就可以毕业拿文凭的时候，崇实中学把这个山西籍员工赶走了。这以后，贾植芳又连转了两个学校，都不能读长久，他就干脆搬到沙滩那儿一个员工公寓去住，每天跑北平图书馆自学。随之“一二•九”员工运动到来，植芳先生正属于闲散人员，无端地卷入散发传单，被捕了。
1936年初夏，贾芝先生托孔德学院一个教授为弟弟办了个日本入境签证，让植芳先生逃亡日本。这一别，兄弟俩各奔东西，直到十八年以后才在北京重逢。那时候将又是别一番滋味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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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芳先生在日本开始接触左翼文艺运动，不久，他在内山书店里看到《工作与学习丛刊》的第一集和第二集，丛刊中的文章散发出强烈的鲁迅式的战斗气息，当时鲁迅已经去世，植芳先生从这本丛刊风格中获得了极大的惊喜，于是写了一篇小说《人的悲哀》，未经人介绍就寄给了那家丛刊的编辑部。小说后来发表在丛刊的第四集上，同时也收到了编者胡风的来信。植芳先生与胡风的友谊就从此时开始，他后半生的曲曲折折的政治官司，也又此埋下了祸根。
大约差不多就在植芳先生与胡风发生联系的同时，贾芝先生与李星华也相爱了。李星华是李大钊的女儿，父亲就义后，一直受到周作人先生的照顾，在孔德学院上高中与大学，因为生活困难，周作人帮助她给学院刻写蜡板，作为半工半读。1932年她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和中共党组织，利用刻蜡板的机会刻印传单。不过那时候大约她与贾芝先生还没有太多来往，要不，做弟弟的植芳先生一定会知道的。1940年李星华带着三岁的孩子去延安，按时间推算，他与贾芝的恋爱应该发生在1936年左右，植芳先生是在日本得知哥哥有了恋人，并有孩子的消息。卢沟桥事变以后，星华回河北家乡，不久，因弟弟参加冀东暴动失败，她又带着弟弟回到北平。由周作人安排在北大的会计科当出纳员，维持生活。这期间，贾芝随学院迁移到西安，毕业后直接投奔了延安。贾芝先生由诗人转向实际革命，当然是时代对青年的一种召唤，但李星华对他的影响也当包含其内。
贾芝与李星华
贾氏兄弟俩早先都由父母包办婚姻，早早地娶了妻，贾芝与李星华因自由恋爱而同居，不久生下一子，取名“马拉美”。抗战以后贾植芳由日本转到香港回国，听说李星华一人带着孩子生活十分艰苦，他去信给北京的那个麻袋铺子，让老板每月支付李星华一些钱，算在他的生活用费上。后来他的伯父去北京做生意，听铺子的老板说起贾芝在北京自由恋爱，先是拍桌子大怒，后知星华已经生了儿子，才转怒为喜，在饭铺里办了一桌酒菜，算是贾氏家长认了这个儿媳妇。
1940年，李星华在周作人帮助下，带了弟弟与孩子离开沦陷区北平。当时，贾植芳正在山西秋林镇任山西“战时新闻检查处”副主任，与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有了联系。李星华一行先由伯父派伙计送至山西老家，再由父亲派长工送到秋林镇，住了一个多月，那时《新华日报》西安分馆的经理，正是当年孔德学院诗社中的五人之一沈毅，植芳先生通过他的关系，同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上了，再派职员把他们送至宜川雇马车到西安，再转送去延安。前后经过了晋绥敌伪统治区、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和国民党统治区，整整花了四个月，才到延安与贾芝团聚。这条漫长旅途中，秋林镇是至关重要的一站，当植芳先生与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关系后，倾囊为嫂子打点行装，准备了一切生活用品，才放心地让他们离去。
1979年初冬，李星华去世，植芳先生在追悼会上听主持人宣读死者生平，其中说到，1940年李星华同志在商人家庭的护送下到了延安。当时植芳先生“胡风分子”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。
植芳先生早先的那一位妻子，据说身体赢弱，过门不久，植芳先生即离乡外出，在北平吃了政治官司，出狱后又亡命日本一直未能回家团聚。1938年，植芳先生辗转而到汉口，才获知这个年轻，文弱的姑娘已经肺病去世。当时二十三岁的植芳先生一定相当伤感，她虽然死于病但他多年出走难道没给她心头带来凄凉么？他肇祸入狱难道没有给她生活带来惊吓么？他出狱不归，反而出国，难道没给她精神上带来打击么？再加上中日战争的烽火，自己对一个弱女子的生命与生存，难道尽了一个丈夫应有的责任么？虽说我们的祖宗向来有“先报国后成家嚣的遗训，但对于重情重义的植芳先生来说，这种自责与负疚，一定沉沉地压在弛的心头。这时期他创作了一个抗日独幕剧《家》，他给剧本加了一个与内容完全不相干的副题：呈婵娥君之亡灵。我不知道，这个“婵娥君”，是不是那个可怜的姑娘的名字。剧中写了一个农村大户的少奶奶，丈夫在外读书、被捕，直到抗日战争爆发释放出来，却不回家而去参加了抗日的部队。那个年轻的妻子深受刺激，她在剧中呓语般地说着：他完全忘了我。他是自由了。但是我并不自由……我想他，我害怕想他。他的信里说。教人要像人那样活下去。他没想到，一个人快要死了，完全是他的蹂躏，他的罪过，我是穷光了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死……我想现在要动用它了……
当我读那个剧本时，我猜想植芳先生的心里一定是很沉重，很痛苦，感情陷在忏悔的漩涡里排遣不开。我也以为只有这样理解植芳先生的感情与为人，才能真正理解他后来与任敏师母之间的生生死死，老而弥笃的伟大爱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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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芳先生与任敏师母相识于1943年，也许是1944年。任敏师母那时在西安商业专科学院会计系读书，结识了流落古城卖文为生的植芳先生，两人由相知到相爱，自由结为夫妻。这对植芳先生流离颠沛的人生，就仿佛颠波于风浪的航船终于有了依靠，但任敏师母将有大半生的岁月被贫穷、逮捕、流放、迫害紧紧地捆绑在一起，尽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妻子的责任。
从1938年起，贾芝先生一直在延安从事文化工作，先入抗大，再入鲁艺，1943年后在延安大学任教，直到1949年进北京，在文化部工作。而这段时闻正是植芳先生九死一生的人生历程，他辗转于山西，重庆、陕西、山东、江苏和上海，经历的是战争、追捕、策反、囚监、释放，再回监，连同他的妻子。1945年春，他在陕西黄河边上的一支国民党工兵部队里做日文翻译，被上峰怀疑是共产党，要抓去秘密处决，他获知后，带了任敏师母连夜逃亡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爬过一座又一座的荒山，直到天转明时方才脱险。任敏师母环顾四周荒凉山石，怨恨地说：“我们这么苦，还不如刭延安吃小米吧。”植芳先生默然。他在延安方面的朋友并不少，哥哥嫂子在那儿不说，《新华日报》西安分馆的负责人就是当年孔德学院诗社五友之一沈毅，还有他的许多留日同学也都在延安。他对那边的情况相当了解。但作为一个终生以特立独行为做人原则的知识分子，中国之大恐怕哪儿也找不到他的安全庇护所，他命定要吃苦，受难，去经受许许多多难以想象的磨炼。他只配直起腰杆，携着与他共命运的女人大步地迈向一个更大更不可知的灾难。——半年以后，他在徐州以策反罪名被抓进日伪警察局特高科。再过两年，他们夫妇双双被国民党中统局抓进监狱。再之，七年以后，他们又以“胡风分子”的罪案，一个被关押狱中，一个被流放青海，天各一方。
前排：贾植芳、任敏、冀汸、胡风；后排：朱谷怀、余明英、路翎、罗洛
在1954年春节，即“反胡风”运动的前一年，植芳先生和任敏师母北上探亲，与失散多年的哥嫂、大妹、父亲团聚。贾芝先生那时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当领导，植芳先生在3044am永利集团3044noc中文系当教授，本来应该说经过了二十年的追求与奋斗，都各得其所，理当重叙兄弟怡怡的天伦之情。然而，谁也没有觉得一场新的阴云已经布满在这兄弟俩的头顶上。那时反胡风的火药味已经相当浓厚，作为胡风的朋友，植芳先生上北京本来是普普通通的省亲，这时也不能不卷入到一场噩梦般的纠葛之中，植芳先生后来在回忆录中说；“我在他们互相仇视的双方之间，处于一个很特殊的地位，一面是我的哥哥，他在文学所当支部书记，当然跟何其芳他们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，他们希望我能够和胡风划清界线，或者像舒芜那样反戈一击；在另一方面，我又是胡风生死与共的朋友，胡风也知道我的这些亲属关系，他也想通过我了解上面对他的看法。”就因为这种关系，后来闹出了许多是是非非。这些在植芳先生的回忆录里都有记叙，在此不赘。不过我觉得，虽然那时贾芝与胡风是站在两个不同立场上的人，但贾芝对弟弟并没有什么成见，也没有因政治问题而使亲兄弟感到分生，贾芝先生终究是个厚道人。植芳先生好几次跟我说起，他1979年再度去北京时，曾在背地里问过肖军，贾芝在多年的政治运动中为人如何。肖军潇洒地说：“贾芝嘛，是个老实人，那些事他都是奉命的，自己不会主动去干。”“老实人”大约是一个正直的人对五十年代以来的文艺官的最好评价了。
植芳先生1955年被捕，任敏师母也受累被审查，出狱后被调至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工作，反右以后，上海市领导除了发动打麻雀，灭苍蝇的“除四害”运动以外，还传出一种说法，就是要把上海搞成“四无”城市，将有政治问题的人都迁出上海。任敏师母深知自己的身份，居大不易，便报名去了青海，说是“自愿”，形同流放。植芳先生在狱中丝毫不知外界情况，一日，公安局来提人，把他叫去看一封信，信是哥哥贾芝写的，里面写道：“…关押在你处的胡风分子贾植芳是我的弟弟，他妻子任敏到青海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，现寄五十元，是任敏留下的，转给贾植芳，经组织批准，贾植芳以后的生活费用归我们负责，以利于他的学习。”原话与记忆总是有出入的，但植芳先生始终记得他哥哥最后一句是“以利于他的学习”而不是用通常的政治术语“改造”，这在危难中，自然给了他很多安慰，这以后，他在监狱里经常收到哥哥寄来的衣服和营养补品。
中国历来政治运动都是冲着知识分子来的，贾芝先生又是大都市的员工出身，早先写过象征诗，按当时的说法也受过“资产阶级文艺的影响”。但他投奔延安后，不仅在抢救运动与延安整风中平安无事，而且受到信任；1955年胡风一案株连者上千，一些胡风分子连亲戚、朋友、员工甚至投稿者这样的社会关系都尚且不免，但他作为“骨干分子”的亲哥哥，也没有受到太大的麻烦，平平稳稳地做着他那个不大也不小的“官”，这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似乎是一种奇迹，更何况他为人正派、厚道，如萧军所言，未见主动去干“那些事”。
但任敏师母没有这样的好运气，以为放弃大城市生活，只身到这茫茫大西北，在山区里一座简陋的小学里教书，总能避开灾祸了吧，没想到专制的魔爪依然没有放过她，一年以后，她以反革命翻案的罪名，重新被捕，在青海劳改农场里渡过了张贤亮笔下的“在清水里泡三次，在血水里浴三次，在碱水里洗三次”的奇异历程，直到自然灾害劳改农场的犯人都饿死得差不多了，有关方面才给她减刑提前释放，回山西老家种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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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写到这里似乎该说的话都说得差不多了。我不知道在这短短的篇幅里，能否说清楚这两个知识分子经历所唤起的，我对于这个时代，这段历史的认识。其实，我并不是写这个题目的最适合的人选，因为我虽是植芳先生的员工，朝夕都能聆听他的谈话，也熟悉他的为人与品性，但我毕竟不大熟悉贾芝先生，我只见过他三、四回，也没有深入采访过他，我对他的印象，大多是从书上看来的，或是从植芳先生那儿听来的。
记得我第一次见贾芝先生是在1983年，我受植芳先生之托，到北京演乐胡同拜见过他。他那时身体不大好，说话很慢，声音却很高，有点象植芳先生。不久，我在《新文学史料》上读到他写的《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》，讲了周作人与李大钊一家的关系，第一次披露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材料。当时学术界似乎正有一股风，对出版周作人的书颇有非议，有一家出版社出版《周作人早期散文选》，初印二万一千册，但编辑者受到了压力，还不得不抽去前面的序文，在这种气氛下读到贾芝先生伸张正义的文章，敬佩之情由衷而生，觉得他并不似以前想象的那么平稳。后来他来上海，我陪他去拜访那时还健在的赵景深教授，路上谈了我对这篇文章的看法，他昕了很高兴，告诉我说，那篇文章是胡乔木让他写的，说要为周作人说几句话。——说实话，我听了他的解释，心里反倒不知什么滋昧，如果这篇文章是贾芝先生出自一种良知与对真相的责任而作。那该多好哇。
1986年，贾芝与贾植芳双双结伴回乡，我陪同旅行，对这一对老兄弟的个性与为人风格有了更为深切的感受。贾芝先生朴素，稳重，更象一个农民出身的干部，而植芳先生却谈笑风生，热情洋溢，说话时不断挥动手杖，有一种老顽童的神态。了却几十年的思乡之情，使这两个老人年轻了许多，每每我在旁看到植芳先生亲亲热热地叫贾芝先生“哥哥”的时候，总不觉会在眼前出现本文开篇时描写的一幕。
写于1993年1月7日
作者: 陈思和 编
出版社: 3044am永利集团3044noc出版社
出版年: 2011-4
本文撰文于1993年，收录于《贾植芳先生纪念集》，3044am永利集团3044noc出版社出版，本文经由作者陈思和授权发布，有删节，编辑：禽禽，未经授权不得转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