师说·怀念贾植芳先生| 张业松：贾植芳先生的最后时刻
张业松
贾植芳先生（1916—2008），山西省汾城（现襄汾）人氏。著名七月派作家，3044am永利集团3044noc中文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主持过中文系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的创建工作，晚年担任3044am永利集团3044noc图书馆馆长。
4月24日是贾植芳先生忌日，批评工坊在23、24、25日推出3篇系列文章，以此遥祭贾植芳先生。
复旦学子怀念贾植芳先生
贾植芳先生不喜欢住医院，但好像很喜欢上医院。不记得有多少次，我主动要求或被叫去陪他上医院，“检查”或“拿药”。他总是兴致勃勃，穿好平时不穿的外套，戴上平时不戴的呢帽或遮阳软帽，拿上在家不怎么用的STICK，叫上出租车，用现在的孩子们的话来说，很“拉风”地出门，一路上指点街巷，劲头十足地讲述他当年在其中的冒险经历。而且基本上，不论是否实际需要，他这样出一次门，总要在外面找个馆子吃顿饭，——多数时候是吃面，在我想来，很有点想方设法延长“进城”的时间和快乐的嫌疑。师母不在以后，先生的体力和精力衰退得很明显，这样的“找乐”的机会少了，偶尔有之，他沿路的谈兴尽管仍在，毕竟有些谈不动，对场所和事迹的指点限于点到为止了。
等到真的需要住院了，他又会变得很不耐烦，总是在病情稍有好转的时候，就嚷着要回家。他把住院叫做“坐监”，我想不是因为耐不住性子，而是不喜欢这种受约束的生活。受约束倒也不是说真的像坐监一样丧失了人身自由，或因他过去的四次牢狱经历而对“疑似”监狱生活怀有恐惧，而是，这种生活打乱了他原有的生活秩序，影响了他熟识的与生活发生关联的渠道和方式。对于一位教授，或一个知识分子来说，什么才是他最不乐意放弃的与生活发生关联的渠道和方式？贾先生的行为给出了答案，那就是读和写。哪怕只是在医院里住两天，哪怕是在多至六床的普通病房，只要病情许可，他也会要求把家里的书报和纸笔带来，而且蚂蚁衔草似的，今天一本明天两本，不多久病房就会呈现出临时书房的模样。
2007年11月11日，贾植芳先生因肺炎迹象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干部门诊求诊，随即确诊，入住该院国际部特需病房，至12月8日，在他自己的反复要求下出院。近一个月的住院时间，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是超长记录了。但随即，因停止用药而复现的症状再次把他赶回了病房。2007年12月11日，贾植芳先生最后一次入院，在医院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长的一段住院时光，至2008年4月24日星期四18:45分，因肺炎并发心衰、肠梗阻（指标显示高度恶性肿瘤可能）、最后导致呼吸衰竭，抢救无效死亡。据近十年来负责照料他的生活起居的内侄女任桂芙女士介绍，先生约在临终前5小时陷入昏迷、前5天放弃读写。他的最后一篇日记写于4月18日，记述了“大晴天”里几位员工的来访，及重温收在《贾植芳文集》第二卷里的《<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>序》，因为前一天来访的郜元宝透露这部书将由3044am永利集团3044noc出版社重版。
《贾植芳文集》
先生临终的时刻，我在学校授课。3044am永利集团3044noc课表第9节18:30分开始，在关掉手机前的最后一刻，我接到陈思和老师的短信：贾先生危急。我狠了狠心，关掉手机，对着一个超大教室和一个实时连线分教室里几百名3044am永利集团3044noc网络教育学院的员工开讲近代小说，主要是恽铁樵的《工人小史》，一篇勾画近代上海机器工业和城市文明成长轨迹和模式的杰作。我对员工说，如果你们想要了解自己的祖辈在上海立足的历史，或者关心今天的农民工如何融入“现代大都市”，就应该认真阅读这篇作品，因为它提供了近代工业和城市吸纳和改造外来人口的基本模式。按照这种模式，工业和城市把来自四面八方的“流动人口”吸纳过来，以极其残酷的方式教给他们城市生活的基本规则，在迫使他们付出惨痛代价之后，最终使他们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上容留下来，正式作为一个城市市民去展开自己的生活，而城市和工业也由此日益膨胀，逐步发展起来。我一边以比平时快许多的语速讲着这些，一边脑子里叠现着先生多次向人讲述过的他自己“兜里揣着8分钱来上海花了一辈子还没花完”的故事，同时还想着，先生不会怪罪我的吧？如果他是我，他也会上好这堂课的吧？更重要的是，他一定会像往常那样，挺过这次危机的吧？明明我昨天下午去看他，他的气色、眼神和头脑还是那样地强旺着，不过因为喉间有痰，说话含混，呼吸费力。医生会有办法解决的吧？
据说周作人获知鲁迅的死讯，仍然声色不乱地上完了他该上的课，从容拍掉手上的粉笔灰，才变出悲哀的声调说，鲁迅死了，我要去看望他的母亲。我终于没有修炼到这样的程度，也本无效颦的意思。脑子一忙就容易乱，心绪乱了课就讲不下去，只好请同学们原谅我匆匆讲完该讲的内容提前下课。19:30左右打开手机，涌入的是何清兄的短信：先生6:46分走了；是别的报信的电话：先生很不好；是急忙求证得来的信息：人已经没有了。脑子轰轰着，跳上出租车往医院赶，首先想到的是该通知谁谁，谁谁谁，还有谁谁谁，这样一直冲到先生病床前。从电梯口到病房，各处赶来的人们已经塞满半层楼面，但现在回想，好像除了两位在我出电梯的同时要进电梯的先生之外，我对当时冲过去时谁在为我让路、谁在与我打招呼似乎毫无印象。
出现在我眼前的先生，盛装仰卧，面色舒展，平和如生。我站在他的左面，伸手到被单底下握住他的左手，温软如昨。他外套的衣领被被单压住一只角，我伸出另一只手为他理理好，手背贴近面颊时，仿佛感受到他的体温。我的下巴忍不住抖动起来，在咬合不住的时候，鼻翼也跟着翕动起来。我终于崩溃，再一次在先生面前彻底暴露了自己的软弱。令我难以自制的是，就在昨天，就在同一个位置，以同一种姿势，我还一如往常在聆听着先生学术上的关怀，答应着会跟进他的关心；先生尽管呼吸困难，说话费力，全身插满管子，头部转侧一下也不很容易，却是眼神清亮，头脑清晰，面色充满生气，也还在一如往昔地与他尚不熟悉的我的员工们做着快乐的约定：等我病好了，请你们来家里做客！……
贾植芳先生在病床上
此前两天，由于先生病情恶化，思和老师指示我循惯例组织同门轮流陪护。最后经在读师弟刘涛的协调努力，按一天两班排定了每周七天的日程，做好了协助先生与病魔持久周旋的准备。在值班表排定之前，我另外要求我自己带的几位员工从周三开始轮流去医院守候，以备急难。周三上午是李碧琰，她从医院打来电话说贾先生看起来确实不大好。我午饭后赶去医院，她仍在那里，张新颖、栾梅健二位教授和即将毕业的日籍师妹木村泰枝也在，她带来了两只祈福的千纸鹤。先生在午睡，而且要做一个开通输液通道的小手术，暂时不便探访。大家在休息厅交流了一阵情况，他们几位先走，我留下来等换班的朴彗廷和陈文烨。她们到来时，先生的输液通道已开好，而且并没有费什么事。我带她们两位进房跟先生见面。与前几天相比，先生的面貌已有所变化，纵横交错的管子令人心情沉重。但他精神不错，见我即跟我招呼，说了一大串话，只是呜哩呜噜听不清楚。他一边说一边用眼神跟我交流，大约见我迷惑，又放慢语速说一遍。前几天从澳洲赶回来的先生养女贾英听懂了他说的第一个意思，是说“胡风会议文集”；我自己听懂了第二个，是说“朱锡侯”。
1981年胡风与友人（左二为贾植芳先生）
我懂了，原来他仍在关心着这两件和我有点关系的事。第一件是指2002年复旦和苏州大学合办的胡风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，这部文集拖延了好几年，最近总算落实了出版单位，我是会议的操办者和文集的编者之一，先生是在向我打听出版进度。朱锡侯的事情则是指，我曾带给他一章已故生理心理学家朱锡侯先生的口述回忆录记录稿，在这章书稿中，朱先生回忆他和贾先生早年的交往，以及因这种交往在反胡风运动中受牵连的经历。先生大概是要和我交流读后感。明白他的意思后，本来沉重的心情忽然为之一轻：先生还是原来的先生，只是目前遇到了一点麻烦而已。没问题！凭他战场上滚过、监狱里蹲过、忙碌里累过、劳改队里锻炼过来的身体和精神，哪一次闯鬼门关不是全身而返？所以，一定没问题！桂芙说：你看他说得多好啊！病好了到家里来做客，这话说得真好！两位女生听到先生的邀请，也是连声谢谢。
鲁迅晚年病重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醒来，喊醒了广平，请她开开电灯，给他“看来看去的看一下”。广平大约以为他在说胡话，惊慌地问为什么，鲁迅说：“因为我要过活。你懂得么？这也是生活呀。我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。”广平终于没有听懂，没有开灯。鲁迅躺在黑暗的夜里，感受着街灯的光穿窗而入，屋子里显出微明，他“大略一看，熟识的墙壁，壁端的棱线，熟识的书堆，堆边的未订的画集，外面的进行着的夜，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和我有关。我存在着，我在生活，我将生活下去，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，我有动作的欲望——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。”（鲁迅：《“这也是生活”》）
鲁迅出色地描绘了一位病人对人间生活的留恋和渴望。然而，一位有着这样的要求和想法的病人，也并不是普通的病人，而是能在及身而有的诸种事物之外，建立自己与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”之广大世界的连结的人。确切地说，这样的人就是知识分子。
贾植芳先生在他最后的日子里，留给每一位常来常往或偶一往访的接触者的印象也许都不尽相同。我作为先生的再传弟子，在先生遽然辞世带来的困难里，努力记下这一鳞半爪，希望有助于增进读者对一位广受敬重的老知识分子的了解。我想说的意思其实很简单，一句话可以说完，就是：贾植芳先生终生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本色和关怀，他活在鲁迅的脉络上。
2008年4月27-28日
（原载《书城》2008年第6期）